法治与法治思维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法治作为一种以法律为最高权威的治理模式，强调通过规范化的制度设计、程序化的权利保障和约束化的权力运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秩序稳定；而法治思维则是法治精神在个体认知与行为层面的内化，是一种以法律为准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其核心在于崇尚法律、尊重权利、约束权力、程序优先，从历史维度看，法治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应优于一人之治”的论断，到近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确立，再到当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全球共识，始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法治思维则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善逐渐从精英阶层走向大众,成为每个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素养。
法治的核心要义在于“良法善治”，良法是前提，要求法律体系必须反映客观规律、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既要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又要具备可操作性、公正性；善治是目标，要求法律的实施必须严格规范、高效权威，既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又确保公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历程历经多年调研、征求意见，充分吸纳了社会各界的合理诉求，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正是良法的典范；而近年来通过“放管服”改革规范行政审批、通过司法责任制改革保障法官独立审判，则是善治的体现，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制度保障，包括立法的科学化、执法的规范化、司法的中立化以及监督的常态化，权力制约是法治的关键，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必须通过法律明确权力的边界、规范权力的运行、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滥用与腐败。
法治思维的本质是规则思维、权利思维与程序思维的统一，规则思维要求个体在处理事务时首先以法律为依据，判断行为的合法性，而非依赖个人好恶或权力意志；权利思维强调在尊重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理解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程序思维则注重通过法定程序实现实体正义，认为“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在化解社会矛盾时，法治思维倡导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而非采取信访不信法、闹访缠访等非理性方式；在市场活动中，法治思维要求经营者遵守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规定，通过公平竞争获取利益，而非依靠垄断地位或潜规则谋取不当利益，对于公权力行使者而言，法治思维意味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司法，杜绝“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法治思维则意味着在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在履行义务时自觉遵守法律规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
法治与法治思维的关系是体与用、内与外的辩证统一，法治是法治思维的外在制度载体，为法治思维提供实践平台和行为准则；法治思维是法治的精神内核，为法治的实施提供思想支撑和价值引领，没有健全的法治体系，法治思维就会失去依托；没有普遍的法治思维，法治就会沦为形式主义的“纸面法律”，当前，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法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但同时仍存在部分公民法治意识淡薄、个别领域执法司法不规范等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将法治建设与法治思维培育同步推进，要继续完善法律体系，提高立法质量，强化法律实施，让法治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硬约束”；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将法治精神融入国民教育、社会宣传、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使法治思维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在实践中，培育法治思维需要从多个维度发力，在制度建设层面，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执法层面，要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规范执法程序，细化执法标准，杜绝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在社会层面，要健全法律服务体系，降低维权成本，让公民能够便捷地获得法律帮助；在个人层面，每个公民都应自觉学习法律知识，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在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法律、依靠法律，面对网络谣言，法治思维引导公民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名誉权，而非采取“以暴制暴”的私力救济；面对消费纠纷，法治思维倡导通过消费者协会投诉、提起诉讼等方式解决,而非通过社交媒体曝光或聚众闹事等方式扩大矛盾。
法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法治思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让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必须大力培育法治思维，使法治精神深植于每个公民心中，转化为自觉行动,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FAQs
问：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答：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来源与运行逻辑的不同，法治思维以法律为最高权威，认为权力来源于法律、受法律约束，强调“法律至上”“权利平等”“程序公正”，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使权力；而人治思维则以个人意志或少数人意志为最高准则，权力运行依赖个人权威、经验或好恶，往往导致“权大于法”“因人而异”，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在决策过程中，法治思维要求决策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经过法定程序，而人治思维则可能依赖领导个人判断，甚至出现“一言堂”现象。
问：如何培育普通公民的法治思维？
答：培育普通公民的法治思维需要多措并举：一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宣传、社区普法等方式，让公民了解法律知识、理解法律精神，树立“法律是行为底线”的意识；二是完善法律服务体系，建立覆盖城乡的法律援助网络，降低公民维权成本，让公民在遇到法律问题时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三是强化司法公正，通过公开审判、案例宣传等方式，让公民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增强对法治的信任；四是鼓励公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例如在消费纠纷、邻里矛盾中引导其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而非采取非法手段，在实践中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