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思维转变：从“历史情结”到“未来格局”
过去的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问题（如战争记忆、靖国神社）和领土争端所主导，情绪化和意识形态色彩较浓，新思维的核心转变在于：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 超越历史恩怨的“负资产”：承认历史是绕不开的，但不应是关系的全部，将历史问题视为一个需要管理而非解决的“风险点”，避免其绑架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重点在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而不是“以史为剑，相互攻讦”。
- 超越“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摒弃“你输我赢”的竞争心态，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中日两国在许多领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攸关方，新思维应强调竞合并存，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
- 超越“安全困境”的被动应对：不能仅仅被动地回应日本在安全上（如修宪、扩军、强化美日同盟）的每一步动作，而应主动塑造地区安全架构，通过对话、建立危机管控机制等方式，将安全竞争转化为战略稳定。
四大支柱：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战略框架
基于上述思维转变,可以构建以下四大支柱：
战略互信——为关系“压舱”
战略互信是中日关系中最稀缺的资源,新思维下的战略互信建设，需要：
- 坦诚沟通，管理分歧：建立和利用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渠道（领导人热线、外交部门、安全部门、智库等），就敏感问题进行直接、坦诚的沟通，核心是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防止因误判导致冲突。
- 精准定义“共同利益”：不能只停留在“维护东亚和平”等宏大叙事上，应聚焦于具体、可操作的共同利益，如：
- 公共卫生：应对全球性疫情、新发传染病。
- 气候变化：绿色技术合作、能源转型。
- 经济稳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
- 第三方市场合作：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开展互利共赢的项目。
- 正视对方的核心关切：中方需理解日本对国家正常化、安全保障的合理关切；日方需正视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等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和底线，通过相互尊重，找到共存之道。
务实合作——为关系“赋能”
经济合作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新思维下的务实合作，应：
- 从“量的合作”转向“质的合作”：超越传统的贸易、投资，转向更高附加值领域的合作。
- 科技创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开展联合研发，共同制定行业标准。
- 绿色经济：在氢能、光伏、电动汽车、循环经济等领域打造合作示范项目。
- 老龄化社会：在养老、医疗、健康照护等领域分享经验和技术。
- 构建“韧性经济伙伴关系”：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安全和多元化，这既包括关键矿产、核心零部件的供应安全，也包括在数字经济、金融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 人文交流——增进国民感情：这是被低估的战略资源，应大力推动：
- 青年交流：扩大留学生规模、青年领袖互访，培养对华友好的未来力量。
- 地方合作：深化省、市一级的经贸、文化和旅游合作，让地方成为国家关系的“减震器”和“助推器”。
- 文化交流：通过动漫、影视、文学、美食等大众文化载体，增进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和好感。
妥善竞争——为关系“划界”
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如何“管理”竞争，使其不致失控。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 划定“竞争红线”：通过对话明确哪些领域可以竞争，哪些领域必须避免对抗，在经济、科技领域的良性竞争应被鼓励，但在军事、地缘政治领域的对抗必须被严格限制。
- “竞合”策略的灵活运用：在某些领域（如WTO改革、数字经济规则制定）可以合作，共同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规则；在另一些领域（如高端制造业）则展开公平竞争。
- 对内练好“基本功”：应对日本竞争的最好方式，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持续深化国内改革，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增强对日博弈底气的根本。
多边协调——为关系“搭台”
将双边关系置于更广阔的地区和全球舞台中,可以为其提供新的增长点和缓冲空间。
- 推动区域合作机制化：共同支持并积极参与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框架，推动构建开放、包容、透明的区域合作架构，中日作为亚洲两大重要经济体，有责任共同引领区域一体化进程。
- 在G7等多边场合进行协调：虽然G7是发达经济体俱乐部，但在全球性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全球经济治理）上，中日作为G7的“对话伙伴”或重要利益相关方，可以加强沟通，协调立场，避免被第三方（如美国）分化利用。
- 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正确内涵：对于“印太”概念，不应被动接受或简单反对，而应主动参与其议程的讨论，引导其聚焦于经济合作、发展援助和互联互通，而非军事对抗和排他性集团。
挑战与风险
实施“新思维”面临诸多挑战：
- 美国因素的干扰：美国是影响中日关系最大的外部变量，美日同盟的强化，尤其是其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会持续给中日关系带来安全压力，新思维要求中国具备高超的战略智慧，在“对美”和“对日”之间取得平衡。
- 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对华强硬派声音增强，这给两国关系的改善设置了国内政治障碍。
- 历史和领土问题的敏感性：这些问题是“定时炸弹”，任何一方的冒进行为都可能引爆危机，使所有“新思维”的努力付诸东流。
- 国民感情的疏离：长期的负面媒体报道和历史教育差异，导致两国国民相互好感度较低，这为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土壤，也增加了政府推动务实合作的难度。
“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本质，是一种自信、成熟、主动的大国姿态，它要求中国：
- 有决心：敢于超越历史包袱，以更宏大的视野看待中日关系。
- 有耐心：认识到关系改善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不急于求成，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 有智慧：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精准把握合作与竞争的平衡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应对挑战。
最终目标是构建一种“不完美但可控、有竞争但合作、有摩擦但稳定”的新型中日关系，使其不仅服务于两国人民的福祉，更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亚洲智慧。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