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之史思维是人类文明早期在记录和理解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认知方式，它以神话传说、口耳相传和原始符号为载体，试图解释自然现象、族群起源和社会秩序，蕴含着先民对世界本质的追问和对生存意义的探索，这种思维模式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而是哲学、宗教、神话与历史认知的混沌统一体，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对神圣性的依赖、对集体记忆的强化以及对规律的朴素探寻。
从载体形式看，最古之史思维首先体现为对“记忆”的依赖，在文字尚未普及的时代，历史只能通过口述史诗、神话故事和祭祀仪式代代相传，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印度的《梨俱吠陀》、北欧的《埃达》等，表面上是英雄冒险或神灵争斗的故事，实则暗含了早期人类对洪水、战争、生死等重大事件的集体记忆，这些文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实”，但通过夸张的叙事和象征性的情节，将族群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可传播的文化符号。《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洪水方舟的情节，与《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存在相似性，反映了两河流域先民对自然灾害的记忆与应对，这种记忆通过神圣叙事得以强化,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重要纽带。
在认知方式上，最古之史思维具有强烈的“神话历史化”倾向，先民倾向于将自然现象、社会制度与神灵意志关联，认为历史是神灵意志的体现，而非人类活动的结果，古埃及的法老被视作太阳神拉的后裔，其统治合法性源于神授；中国商代的“帝”既是至高神明，也是祖先意志的化身，甲骨文中频繁出现的“帝令”“帝弗其”等占卜记录，正是将历史事件纳入神意框架的体现，这种思维并非“虚假”，而是先民理解世界的方式——通过将抽象的历史规律具象化为神灵的行为，他们得以解释“为何会发生”而非“如何发生”，周代灭商后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既是对商朝灭亡的历史解释，也是对“德”这一社会规律的朴素认知，只是披上了“天命”的神圣外衣。 核心看，最古之史思维始终围绕“起源”与“秩序”展开，无论是创世神话（如盘古开天、女神创世）、英雄传说（如大禹治水、赫拉克勒斯功绩），还是王朝谱系（如《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世系），其本质都是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和“世界如何运转”这两个根本问题，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追溯波斯、埃及等民族的起源，虽已开始区分神话与史实，但仍保留了大量神话传说；中国《尚书》中的“典”“谟”篇章，通过记录尧舜禹的对话，构建了理想的政治秩序原型，这些内容看似零散，实则构成了先民对“历史合理性”的探索——通过追溯神圣起源,为当下的社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据。
最古之史思维的现代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历史认知的起源与本质，现代历史学强调“客观证据”与“理性分析”，但最古之史思维提醒我们，历史始终是“人”的历史，无法完全脱离主观认知和文化语境，从神话到史实的演变，本质是人类理性不断突破蒙昧的过程，而对“神圣性”的依赖，则演变为对“历史规律”的探寻，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思想，虽带有神秘色彩，但其中蕴含的“人类行为影响自然变化”的认知，与现代环境史研究的“人与自然互动”理念存在深层呼应。
| 最古之史思维的核心特征 | 具体表现 | 现代启示 |
|---|---|---|
| 载体依赖口述与象征 | 通过史诗、仪式、符号传递历史记忆 | 历史记录需关注文化语境与传播方式 |
| 神话历史化倾向 | 将神意与历史事件关联，赋予神圣性 | 历史解释需区分“事实”与“认知建构” |
| 聚焦起源与秩序 | 通过追溯神圣 origin 为当下秩序辩护 | 历史研究需回应“社会合法性”等深层问题 |
相关问答FAQs
Q1：最古之史思维与神话思维有何区别？
A1：最古之史思维与神话思维存在交叉但并非等同，神话思维侧重通过象征性叙事解释自然现象（如雷神打雷），核心是“解释世界”；而最古之史思维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时间序列”和“族群记忆”，试图记录“事件过程”并构建“起源叙事”，如商王世系表既有神话成分，也包含实际的血缘传承记录，可以说，最古之史思维是神话思维的“历史化”延伸。
Q2：为何最古之史思维中历史与宗教难以区分？
A2：在早期文明中，宗教与历史认知共同服务于“社会整合”功能，先民认为，历史的进程由神灵掌控，记录历史（如祭祀铭文、史诗）本质上是与神灵沟通，确保族群得到神佑，古埃及的《金字塔铭文》既是宗教咒语，也是记录法老功绩的“历史文献”；周代的“史官”既负责占卜（宗教职能），也记载王言行（历史职能），这种“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导致历史与宗教在认知层面自然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