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在战乱频仍的背景下呈现缓慢发展的态势，随着北方人口南迁，劳动力增加和农业技术传播，江南的农业生产有所提升，尤其是水稻种植和水利灌溉得到推广，手工业方面，纺织、制瓷和冶铁等行业逐步兴起，但整体规模仍不及北方，商业活动因社会动荡而受限，但长江流域的水运贸易为区域经济提供了支撑，尽管江南资源丰富，但由于开发不足、政治重心仍在北方，其经济潜力尚未充分释放，为东晋南渡后的加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江南经济的特点是局部进步与整体滞后并存，呈现出过渡性特征。
西晋时期（265年—316年），江南地区作为中国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逐渐崭露头角，尽管当时北方仍是政治中心，但江南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逐渐成熟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体系，展现出独特的经济活力，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为后来东晋及南北朝时期江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农业发展与水利兴修
江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河网密布，适宜水稻种植，西晋时，江南农业已形成以水稻为主的耕作体系，部分地区还种植麦、豆等作物，由于人口增长和北方移民的涌入，土地开垦速度加快，农业技术也有所提升。
水利工程的兴修是推动江南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西晋政府及地方官员重视水利建设，如修建陂塘、疏浚河道，以改善灌溉条件，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一带）的水利设施较为完善，促进了当地农业产量的提高，江南农民还采用牛耕和铁制农具，提高了耕作效率。
手工业与纺织业的兴盛
江南的手工业在西晋时期已有较高水平,尤其是纺织业，吴越地区（今江苏、浙江一带）以生产高质量的丝织品闻名，吴绫”和“越罗”是当时的名产，不仅供应本地需求，还远销北方。
除纺织业外,江南的制瓷业、冶铁业和造船业也较为发达，越窑青瓷在西晋时已具备较高工艺水平，产品质地细腻，釉色莹润，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冶铁业则主要集中在丹阳（今安徽宣城一带），为农业生产和军事需求提供铁器，江南水网密布，造船技术先进，为水上运输和贸易提供了便利。
商业贸易与交通网络
西晋时期,江南的商业活动日渐活跃，由于长江和钱塘江等水系的便利，水上运输成为主要的贸易方式，建业（今南京）、吴郡（今苏州）、会稽等城市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商贾云集，市场繁荣。
南北贸易在西晋时有所加强,江南的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通过水路和陆路运往北方，而北方的马匹、毛皮、金属制品等也流入江南，江南与岭南、交趾（今越南北部）等地也有贸易往来，促进了区域经济的互通。
人口迁移与经济影响
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大量士族和百姓南迁，史称“永嘉南渡”，这一人口流动对江南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南迁的北方士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江南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移民的增加也刺激了土地开垦和城市建设，使江南逐渐成为新的经济重心。
经济政策与赋税制度
西晋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对江南地区采取了一定的扶持措施,为鼓励农业生产，朝廷推行占田制和课田制，规定农民可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并按亩纳税，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江南的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西晋的赋税制度也存在弊端,由于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许多农民沦为佃户或依附民，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江南部分地区仍需承担较重的徭役和赋税，影响了经济的均衡发展。
江南经济的局限与未来趋势
尽管西晋时期江南经济有所发展,但与北方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北方长期作为政治中心，拥有更成熟的农业和手工业体系，而江南的经济结构仍处于上升阶段，江南的开发程度不均衡，沿江沿海地区较为繁荣，而内陆山区仍相对落后。
西晋江南的经济潜力已初步显现,随着北方战乱的持续和人口的南迁，江南的经济地位逐渐提升，为东晋时期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西晋江南的经济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为后世江南的富庶奠定了基础，尽管存在社会矛盾和政策局限，但这一时期的积累为南方经济的崛起提供了重要动力。
